试论汉语方言的价值与保护策略
发布时间:2021-10-31 04:14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同时也使得方言的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少方言日渐式微。方言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它反映地区的文化特色, 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同时方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它记录了语言的历史发展变化。我们应该从政策的支持、学者的带动、媒体的宣传、民众的参与等四个方面保护好方言。

  基 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二五”规划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语言需求状况调查” (项目编号:YB125-191);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6年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福建语言文字政策研究”。

  我国地域广阔, 方言的差异很大, 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方言的生态环境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不少方言日渐式微, 因此, 我们应该全方位多层面地做好方言保护工作。

  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与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汉语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变体。我们通常将汉语方言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 方言区之间乃至方言区内部之间的差异都比较大。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交流沟通、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自建国以后出台了一系列在全国推广普通线多年的不懈努力, 我国普通线%以上, 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 国民语言交际障碍已经基本消除。普通话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共同的交际工具, 这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 符合我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在普通话推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不少方言却日渐式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层面看, 普通话的普及推广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方言的生存空间, 社会对于普通话的要求越来越高, 使得方言的使用场合越来越少。从个人层面看, 在与操不同方言的人交流过程中普通话成了必须的选择;有的人对自己的方言不够自信, 觉得说方言显得没文化, 从而自动放弃方言;还有些新生代的子女由于父母双方来自不同的地区, 普通话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用语, 他们也就失去了学习和使用方言的机会。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家庭内部, 老一代说方言, 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 到外面说普通话, 而第三代说不好甚至不会说方言, 这种情况在南方方言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体现文化的地方特色。各地方言不同, 风土人情各异, 每个方言区都有自己的生产门路、劳动工具、经营方式, 以及与此相互适应的居处、饮食、服饰、交往等生活方式和各个地方特有的观念习俗, 换言之, 不同方言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这样阐述:“全部文化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语言得以产生, 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 人也就仅仅是一种动物而不可能是人类。”“人所创造的象征符号是解开一切文化秘密的魔术钥匙。……没有语言, 我们便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 不会有礼仪或伦理的法规, 不会有法律, 不会有科学、神学或文学……没有清楚的语言, 我们就不可能改进工具。” (1) 可以说, 语言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 对于方言和方言所承载的文化也应该做如是理解。以地方戏曲为例, 我国戏曲种类繁多、形式各样, 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 任何一种戏曲, 其起源都限于一定的地域, 采用当地的方言、改造当地的民间歌舞而成。任何剧种在其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 其中只有少数后来在全国流行, 而大部分仍然以地方戏的形式存在。区别这些地方戏最显著的特征是方言而不是声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地方戏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如陕西的秦腔 (关中方言) 、河南的豫剧 (河南话) 、东北的二人转 (东北话) 、安徽的黄梅戏 (安庆话) 、苏州的弹词 (苏州话) 、泉州的南音 (闽南话) 等等, 如果不用本地的地方音来演唱, 就失去了它本身的韵味和特色。

  其次, 方言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传承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世界上现存的方言大多是从古代社会开始逐渐形成的, 拿汉语的诸方言来说, 历史最短的也有七八百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历史和地域文化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沉淀在方言之中, 方言成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以亲属称谓为例, 汉族人的亲属关系虽然大致是一样的, 但是各地对亲属的称谓却不甚相同, 特别是南方跟北方之间的差异尤其明显。如对“媳妇”的称呼, 北方称“媳妇”, 南方称“新妇”。“新妇”在古汉语里本来就有“媳妇”的意思。后来北方改称“媳妇”, “新妇”这个古汉语词却一直保留在南方方言里。“新妇”顾名思义是“ (家里) 新来的妇人”的意思, 这个名称反映出汉人长期以来妻子到夫家落户的婚姻制度。再如湖南岳阳临湘一带, 只有男性称谓, 缺少女性称谓。爸爸是“爸”, 妈妈也是“爸”, 祖父叫“爹”, 祖母也叫“爹”。分别男女的办法只是加大、细 (即小) , 爸爸是“大爸”, 妈妈是“细爸”, 以此类推。哥哥姐姐都叫“哥哥”, 弟弟妹妹都叫“老弟”, 叔叔阿姨都叫“细爷”。这种称谓其实是古代称谓的原版写照, 直到汉代, 妹妹还叫做“女弟”, 更早一些时候, 姊姊叫“女兄”, 祖父母均称“祖”, 父母亲都是“亲”, 分性别的称谓直到汉代以后才成系统。 (1)

  最后, 方言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每一种方言的形成与演变, 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脸谱”,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语言文化景观。例如, 人们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活动, 首先就有了关于不同地貌、地形的名称。西北方言有沟、梁子、峪、塬、峁, 长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区有泾、滨、堰、渡、闸, 珠江三角洲有涌、氹、沥、滘、塱, 东南丘陵地区有坑、坪、坡、垅。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 人们各自创造着不同的文化景观。一种方言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文化, 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情趣以及独特的艺术形式。即使是同一个方言区内, 由于内部的差异, 其文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 李如龙就将福建方言文化进一步分为江城文化 (闽东方言区) 、海洋文化 (闽南、莆仙方言区) 、青山文化 (闽北方言区) 、移垦文化 (闽西客家方言区) 。 (2)

  我们常说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 就是因为方言记录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在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 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 其余的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而在南方逐步形成的。秦汉以前, 广大的江南地带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 他们所使用的古越语跟古汉语的前身相差很远, 不能通话。秦汉以后的两千余年, 北方的汉人几次大规模南下, 带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古汉语, 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地域, 它们又按照各自的发展方向以不同的速度发展演变, 从而逐渐形成南方相互歧异的六大方言。据有关学者研究, 六大方言中最早形成的是吴语和老湘语, 处于比较早的历史层次。例如, 它们都保留了全浊声母, 在汉语方言中古代全浊声母系统保留至今的, 就大方言区来说, 只有吴语和湘语, 并且演变的趋势相同, 即某些地点浊度减弱及其在字音部分上的萎缩。另外, 这两大方言都保留了入声, 并且都有两种类型:一是带-?韵尾, 二是独立成调类, 不带任何韵尾。 (3) 再如福建的闽方言与全国各大方言相比在继承前代语言成分中是最多的。清人钱大昕所论证的上古声母的两大特点 (“古无清唇音”“古无舌上音”) 比较完整地保留在闽方言中, 而在其他方言都极少见。在词汇方面, 不论是上古的通语, 如鼎 (铁锅) 、厝 (房舍) 、箸 (筷子) 、粟 (稻谷) 、必 (裂开) 、解 (通晓) 、冥 (夜晚) 、喙 (口) , 或是早期的吴楚方言, 如农 (人) 、鲑 (鱼菜) 、衤宛 (衣袖) 、箬 (叶子) 、豨 (猪) 等等都是其他方言很罕见的。这些现象使得很多音韵学家惊呼闽方言是“超广韵”的, 研究汉语史的人都要在闽方言中寻找“活化石”。 (4)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让我们从中深切体会到古人乡音难改、故土难离的情怀。乡音对于漂泊之人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功能与身份认同功能,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这句俗语是最为贴切的表达。例如, 我国的客家方言分布广而散, 但客家方言仍自成系统, 相当一致, 不论是广东的客家人与四川的客家人, 还是内地的客家人与海外的客家人, 他们彼此通话毫无障碍。客家先民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固有的文化传统, 客家话能在强势方言中保存并延续下来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客家方言能满足客家人身份认同的需求。方言的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比地域认同更为重要, 认同是将一代代、一处处的客家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再如, 闽南语不仅仅通行于福建南部和广东潮汕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说闽南语, 东南亚和欧美地区许多华人社群也说闽南语;粤语不仅仅是广东、广西, 也是香港、澳门的通用语言, 北美、英国、澳大利亚的部分华人社群也说粤语。这些方言是我们加强海外华人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有人说, 方言是安放文化心灵的故乡, 因此方言也叫“家乡话”, 留住自己的方言, 才会留住自己的根。 (1)

  因此, 汉语方言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交际工具, 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方言的多样性是汉文化多样性的前提, 同时它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方言一旦消亡, 以它为依托的思维方式、口传文化、民风民俗都将随之消失, 而且永远无法恢复。丰富多彩的方言是延续中国人乡土文化血脉、寄托家国情怀、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方言是历史的沉淀, 是文化的标记, 失去乡音, 乡愁将无处安放, 因此我们要共同努力, 留下乡音, 记住乡愁。

  方言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但是又面临着“汉语方言传承链在一些地区越来越微弱甚至断裂”的现实, 方言保护应该受到重视。我们认为应该从政策的支持、学者的带动、媒体的宣传、民众的参与等四个方面加强方言保护工作。

  方言保护首先应该在国家层面受到重视, 得到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从目前来看, 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和举措。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12年12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年) 》中明确指出, 要“增强全社会的语言资源观念和语言保护意识。积极开展树立语言资源观念和科学保护意识的各项公益性活动。加强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 推动语言资源共享, 充分挖掘、合理利用语言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建立和完善语言资源库, 探索方言使用和保护的科学途径, 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由国家财政支持、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领导实施的一项大型语言文化类国家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简称语保工程) 也于2015年起开始实施。语保工程是对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延续、扩充和提升, 其中就包括汉语方言和方言文化保护的内容, 与之相关的《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已于20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 方言保护逐步升温, 从2013年起, 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导方言保护工作, 在基础教育、语言资源库建设、公共交通等领域, 各项常态化、制度性的保护措施日渐增多, 但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大力推进。此外, 我们应该在强调普通话推广的前提下, 更为重视制定方言发展和保护的法律, 这一点地方政府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可根据各地区方言的具体状况制定相关法规, 设立相应的语言部门负责组织和实施方言保护。

  方言不断流失的现状最初是在学者中受到关注, 也是在他们的大力呼吁下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得到普通民众的关心。方言的保护离不开学界的带动和大力支持。

  首先, 方言保护政策的制定需要学界提供理论支撑。制定政策需要利用学界的力量对各地方言的现状展开充分的调研, 根据学界对方言活力的测评要素来确定不同方言的活力等级, 对处于不同等级的方言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尤其是要加强对濒危方言的抢救性发掘、记录和整理。另外, 对于国外相关的语言保护政策、措施等需要学界加以梳理和借鉴,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 方言保护需要学界提供技术支持。方言一旦消亡, 其损失将难以弥补, 因此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进行记录保存。例如, 现在正逐步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其中的语言调查、记录和整理工作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规范, 必须由方言研究领域内拥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学者承担, 具体操作人员也必须要求接受过严格的语言专业训练。除了对方言进行记录保存外, 还需要运用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的方法, 加强对方言文化的研究, 这些都是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随着各种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媒体语言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也随之加大, 媒体语言已经渗透到各层次、各年龄段人群的日常生活中, 具有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使用。因此, 各级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应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 重视方言的推广和使用。可以适当调整部分时间用方言来播报本地市的新闻, 通过具有当地地方特色的方言节目来引起观众 (听众) 对方言的重视。同时尽量拓宽受众的范围, 既要面向城市也要面向农村, 既要面向年纪较大的受众也要面向年轻一代;节目形式要根据不同的内容加以变化, 如可以采用新闻播报、故事讲述、人物面对面等方式;内容上要尽量丰富, 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一些优秀的电视剧和纪录片, 如《琅琊榜》《舌尖上的中国》等, 都可以提供方言对译配音版本, 以增强优秀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鲜活互动;还应适当增加方言影视娱乐节目, 可以寓教于乐, 充分利用明星嘉宾的影响和效应, 引导年轻人重视对方言的关注和使用。此外, 如果该地的方言比较难懂, 还可以适当增加学习方言的节目, 满足更多人学习本地方言的需求。最后, 也可在城市的一些公共空间, 如公交、地铁等站点实行普通话和方言双语播音、报站。

  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赋予其真正的活力, 让更多的人说方言、用方言, 才能使方言保护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民众的语言意识,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让民众明白推行普通话不是要大家不说方言, 普通话和方言不是对立的关系。从语言学理论上来讲, 方言是作为汉语的不同地域变体而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 它们处于不同的层次:普通话是全民共同语, 是官方语言, 而方言是区域性的, 是民间语言, 它们各自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领域, 可以在公共场合讲普通话, 在其他非正式场合说方言。作为媒体和教育部门, 应当廓清认识, 帮助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厘清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认识到语言 (方言) 没有优劣之分, 任何一种语言 (方言) 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者一种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 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推行双语双方言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既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又能保持自己的乡音。只有共同努力构建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分用的语言生态环境, 才能促进国家通用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同步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 政策的支持、学者的带动、媒体的宣传、民众的参与是方言资源保护的重要保证, 方言保护传承的基础在民间, 公众自觉的母语意识才是方言文化长久不衰、发扬光大的最坚实基础。

  2 (3)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第2版)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0、48页。

  4 谢宗贵:《方言是安放你文化心灵的故乡》, 《福建日报》2016年3月14日。